武汉在清代道光年间已是“人员杂五方，商贾富兼并” 的“楚中第一繁盛处”。到了近代，随着城市日渐繁华，来往人员增多，社会风气日下，以出卖妇女灵肉为生的特种行业——妓院也兴盛起来，“娼妓”人数空前增加。
　　 娼妓在封建社会中为下九流，是专指出卖皮肉的妇女，俗称“堂子姑娘”或“婊子”。
清朝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），汉口已有妓院数百家，多数散居在今汉正街附近之大火路、青莲路一带。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汉口开埠后，妓院逐渐向后城马路（今中山大道的上、中段）、歆生路（今江汉路）以及大智门车站附近发展，每院蓄妓二三人、八九人不等。江岸地区一章姓乐户家，设账房，雇杂役，蓄妓20多人，在那时可算大妓院。妓女中以年龄、姿色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等级，各等级的妓女住不同地方，接客收费标准困等级不同而有差别。又以籍贯和来源的不同分成不同的帮派，有苏（州）帮、扬（州）帮、湘帮、本帮（湖北各县市）和杂帮（河南、四川等省市）。王葆心所辑《汉口竹枝词》中，对歆生路的三分里、四成里就有细致的描绘：“十家八九是苏（帮）扬（帮），更有长沙与益阳（湘帮），夹道东西深巷里，个依浑似郁金香”。
　　 由于历届反动政府明禁暗纵，甚至靠花捐为其增加财政收人，使公开卖淫愈演愈烈。据统计，汉口有营业证、经政府批准公开卖淫的所谓“公娼”，在1928—1949年间，除少数年份外，每年均在千人以上。至于未经登记的暗娼，1933年国民党官方估计，为3000余人。汉口沦陷时，日伪政府更是为娼妓业大开绿灯，1940年汉口还有日本官方设立的“军妓院”。
　　 清末、民国时期，妓院称为“乐户”业，由政府制定管理办法：一曰“征收捐税”。计有乐户捐、旅馆寄居花捐、妓女执照费、乐户执照费等。1915年，汉口警察局全年征收此项税捐银洋55，500元，占该局24项捐税中的第二位。二日“确立标志”。妓院门前挂政府统一制发的“门灯” 和“乐户住处” 标牌，妓女胸前戴“识别花”。三曰“定期检验”。即检查妓女是否患有花柳病。四日“规定娼区”。即划定妓院营业地区。
　　 从事乐户业的，多为警察、特务、宪兵、保甲长、青洪帮分子及地痞流氓相勾结，法租界长清里乐户王某，丈夫是洪帮大爷，干儿子是警察局第七分局所长，女婿是警察五分局局员。磨子桥妓院老板彭汉卿，开设妓院22年，是洪帮“景阳山” 的大爷，手下有流氓打手40多人。他的妓院中被迫害致死的不可胜数。有位名叫小红霞的姑娘长了“杨梅疮”，彭汉卿竟以给她治病为名，将她绑在板床上，用烧红的铁条刺人溃烂的阴部，将疮烧焦，然后用剪刀一剪一剪地剪掉，再在伤口抹上食盐。小红霞受此毒害摧残，活活被折磨而死。彭汉卿竟连棺木也不施舍一副，命人用破席一卷，草草掩埋了事。1938年8月，汉口一妓女被老板残害致死后，分尸8块，装人木箱中丢弃姑嫂树郊外，这一事件，成为轰动一时的“社会新闻”。但因妓院老板后台“硬”，这一恶性案件竟不了了之。
　　 妓女出卖灵肉的收入，除向官方交纳捐税外，还要受“王八”、“鸨儿” 的剥削。按照当时的“规矩”，他们对妓女的剥削方式有三种：一叫“本家”，多系小时卖身人院，与鸨儿母女相称，其卖淫收入全归妓院。二叫“捆账”，以契约形式先由妓院付给妓女或其“亲属”一笔钱，在契约规定时间内（三数年不等），卖淫收人全归妓院。三叫“分账”，收人对半或三（妓女）七（妓院）、四（妓女）六（妓院）分成。
　　 操皮肉生涯的妓女，大都由于贫困难以维持生计：有的被丈夫抛弃；有的被人拐卖；有的卖身还债。也有极个别的是贪图享受，自甘堕落。汉口临近解放时，娼妓业达到高峰。据1948年汉口警察局统计，全市公娼有1429人，妓院554家，暗中以此为生者几达1万余人。当时较好的妓院多在法租界长清里、辅义里和江汉路联保里一带，下层的则分散在贤乐巷、土垱、文书巷、沙家巷、桃源坊、磨子桥等处。
　　 娼妓业的泛滥，势必造成性病流行，遗毒社会。1946年，汉口市立医院检验妓女600多人，患梅毒及淋病者占2／3以上。同年该院皮（肤）花（柳）科统计，每天平均门诊病人120人，其中性病患者占20％左右。
　　 武汉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决定取缔妓院。1952年9月10日凌晨2时，出动公安于警1013人，封闭全市妓院。收养妓女251名，逮捕罪大恶极的乐户老板52人。从此，猖撅一时、危害社会的娼妓业从汉口消失了。妓女们经过学习、治病、培养劳动观念、掌握谋生技能，全部妥善地得到安排。妓女们说：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”。